提到中國現代史,特別是民國史研究,很多人都會想到張憲文(見圖。資料照片)。已至杖朝之年的他,從事歷史研究60餘年,仍以極大熱情堅持在學術一線。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指引學科發展方向的同時,更致力於“為國家民族的發展戰略服務”。
  他,著有《中華民國史》《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等10餘部著作,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正負責中國社科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重點項目《南京大屠殺資料彙編》工作……
  “應當根據史料承認歷史事實,不能忘記歷史”
  張憲文介紹說,在上世紀50年代學術生涯起步時,面臨著學術著作少、論文少等困難,再加上當時的輿論氛圍,歌頌和批判兩極化明顯,自己的學術觀點常引起爭議。
  但張憲文並不氣餒,1983年,他邀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和南京大學的幾位學者,共同編著《中華民國史綱》。為修改這部50餘萬字的書稿,從1984年6月至次年2月,他堅持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2點,一直伏案改稿。當時讀小學五年級的小兒子在作文中寫道:“長大以後絕不學爸爸,天天坐在那裡一動不動……”
  張憲文告訴記者,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根據真實史料,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給予恰當的符合歷史原貌的評價;第二個原則是對歷史認識的改進採取“半步走”方針,即反映歷史真實性應“一步到位”,但改變人們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卻有一個漸進過程,要一步一步實現:“就像一輛快速行駛的汽車,如果90度急轉彎就可能翻車。”
  《中華民國史綱》出版後,獲得學界一片贊譽。隨著研究的逐步開展和深入,作為民國史研究重要內容的南京大屠殺問題逐漸進入張憲文的研究領域。
  2000年前後,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甚囂塵上。中國社科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決定組織有關抗戰人口傷亡、財產損失及南京大屠殺史料三大課題研究,並指定由張憲文負責南京大屠殺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張憲文先後組織了包括歷史工作者、文檔工作者等在內的近110人的研究隊伍,在10年時間內,多次前往日、美、英等8個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的第一手原始資料。至2010年,先後編輯出版了4000萬字、72捲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這是目前世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最翔實的史料集。北大老校長吳樹青稱其是“南京大學為國家做的影響深遠的大事”。在此基礎上,張憲文帶領團隊經過3年努力,於2012年12月推出《南京大屠殺全史》,全面闡明瞭作為中國學者對這一重大事件的認識,深入批判了日本右翼的謬論。
  “應當根據史料承認歷史事實,不能忘記歷史。”談到這一心血力著,張憲文說,弄清歷史真相的目的,不是為了算賬,而是為了接受歷史教訓,開創友好未來。
  “將歷史講活,讓學生瞭解真實中國”
  張憲文1934年出生於山東泰安。
  “1954年,我報考了北京、上海、沈陽的三所大學,卻被南京大學歷史學系錄取了。”張憲文回憶說,大學畢業時,做好了去邊疆從事考古工作准備的他又收到通知被留校了,教起中國現代史這門課。
  面對當時尚無學術積澱、無史料資源、無課程體系的中國現代史,初為人師的張憲文十分困惑……“我對於歷史的學習和教學,有個從盲目盲從到逐漸自覺的過程。”張憲文告訴記者,歷史有個凝固的過程。古代史已然基本塵埃落定;而現代史還在變動之中,研究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剛開始,他也像其他老師那樣照本宣科;漸漸地,他發現材料上有一些不全面、不客觀的觀點。他前往南京、北京等地的檔案館、史料館,尋找第一手材料,自編現代史講義。其間,他堅持必須認真思考講義中的每一條史料、每一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是否符合歷史真實。
  回顧過去的60年,張憲文說自己培養了三種人:首先是大學生。他盡可能跳出教材中枯燥的內容,將歷史講活,讓學生瞭解真實的中國;其次,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張憲文對他們的要求是,“嚴謹治學,創新學術”,同時根據每個人的愛好和經歷,為其規劃研究方向,力爭作出創新性成果;第三類是由他領銜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民國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殺研究所的十多名年輕教師。通過課題項目帶好團隊、培養年輕學術人才,這是80歲的張憲文時下的工作重心。
  “光坐冷板凳還不夠,更需要責任和學術勇氣”
  採訪中,記者記錄瞭如下對話:“除了學術工作之外,您的愛好是什麼?”“我沒有別的時間。”“除了歷史專業之外,您還喜歡看什麼書?”“我沒有其他精力。”
  到了八旬高齡,很多同事都選擇在家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而家庭美滿、子孫孝順的張憲文,卻始終堅持在學術研究一線。“根本停不下來。”老人家幽默地說。張憲文說,他雖然也喜歡旅游、逛博物館,但由於工作繁忙,最多只是看看新聞報道、電視上的體操比賽等,有時也會幫助媒體朋友對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進行分析研究。
  除此之外,張憲文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工作占據。有一次老伴兒外出時讓他把爐子關火,可直到爐子里的水燒幹了、聞到了氣味,才趕忙奔向廚房——這類事情已不止一次。
  “工作是我最大的愛好,我離不開學術氛圍和學校環境,樂在其中;從學校到教育部,從市裡到省里,都很信任我,我因此有種使命感,想在晚年儘力多做點事情。”張憲文說。
  在接受採訪前,張憲文花了一晚上時間,用紅黑兩種顏色的筆,做了正反三張A4紙的筆記。他已習慣了認真嚴謹地做事,習慣了說話要有根據,習慣了通過可信的一手材料做出分析判斷。
  “研究歷史,板凳十年冷。但光坐得住冷板凳還不夠,還需要有全面理性分析歷史的責任和學術勇氣。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能翻燒餅。”張憲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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